江蘇作家網訊 2024年6月19日，《江蘇新文學史》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作協(xié)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吳義勤，江蘇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梁勇，全國政協(xié)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閻晶明，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江蘇省作協(xié)主席畢飛宇，江蘇省作協(xié)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鄭焱，江蘇省作協(xié)名譽主席范小青，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韓松林，《江蘇新文學史》總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丁帆，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王飛，省作協(xié)副主席朱輝、胡弦、胡學文，及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江蘇新文學史》各編主編等出席研討，會議由江蘇省作協(xié)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賈夢瑋主持。
《江蘇新文學史》由江蘇省委宣傳部批準立項并直接指導，省作協(xié)和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項目于2019年正式立項，依托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蘇州大學等江蘇高?？蒲嘘犖?，由丁帆任總主編，60多位在全國文學界有重要影響的老中青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共同組成編撰隊伍?！督K新文學史》全書共12編30卷1000萬余字，配套的《江蘇新文學史史料卷》共40卷1300萬字，對江蘇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總結與展望：江蘇重要的文化工程
作為梳理研究百年江蘇文學文脈的重要工程，《江蘇新文學史》得到了與會領導的一致肯定——
吳義勤認為，《江蘇新文學史》的推出，是江蘇文學界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成果，具有開創(chuàng)性、典范性和引領性意義。叢書的面世為中國百年文學史的書寫與構建提供了重要參考和有益啟示：其一，呈現(xiàn)了區(qū)域文學史的典型模本，規(guī)模宏大，涵蓋全面，全面系統(tǒng)完備地呈現(xiàn)了百年江蘇文學的發(fā)展面貌；其二，這是一份形質兼?zhèn)涞膶W術文本，編撰團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歷史觀，論從史出，史論結合，既保證史料的詳實，又以史的眼光做出中肯的價值判斷和學術評價，充分闡述江蘇文學的地域特色；其三，為中國文學整體發(fā)展背景下區(qū)域文學史建構提供了獨特的樣本，為中國新文學史提供更為完整豐富的史料，也能為中國文學的整體研究提供一種具體獨特的學術視角。
閻晶明指出，江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大省，南京又是世界文學之都，這樣一個特別的文學區(qū)域應該有一部與之匹配的文學史，《江蘇新文學史》的出版恰逢其時。這部書不但對江蘇，對全國其他省份或地域文學史的書寫都有很強的啟示意義。這是一部研究、論述與史料相結合的重要著作，全方位展現(xiàn)了百年江蘇文學發(fā)展的脈絡。江蘇文學的發(fā)展還在不斷的豐富、壯大、發(fā)展中，希望今后推出更多成果，為江蘇新文學史續(xù)寫華麗篇章。
梁勇表示，《江蘇新文學史》作為百年江蘇文學的“一方之全史”，有著“存史、資治、教化”的重要作用。叢書不僅系統(tǒng)總結了江蘇新文學發(fā)展的經驗，全面展示江蘇新文學發(fā)展的軌跡，深入提煉了百年江蘇新文學史的當代價值和世界影響，成為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的重要補充和豐富；還為中國文學研究學術體系的構建做出了一次重要的探索，成為構建中國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成果之一。
畢飛宇說，《江蘇新文學史》既是一部文學史，也是一部學術史，它的出版鞏固了江蘇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地位，與中國新文學百年發(fā)展的歷程相得益彰、交相輝映，從此江蘇新文學史不再是零散的，而是一個具有系統(tǒng)性、權威性的宏大體系?；赝^去是為了更好地展望明天，省作協(xié)將繼續(xù)團結全省作家朋友，維護江蘇良好的文學生態(tài)，腳踏實地、精益求精，推出更多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優(yōu)秀作品，為構筑新時代江蘇文學的新高峰貢獻力量。
韓松林和丁帆回顧了項目的組織協(xié)調和編纂成書過程。項目期間，韓松林和丁帆組織的編委會、各編主編會議及全體編纂人員會議有30次左右，叢書完成后又不計時間，與出版社和相關的主編逐一研究解決問題。韓松林感慨，這當中深深體會到大項目要有大支持、要有好隊伍、要下大決心，項目的成功離不開江蘇省委省政府、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決策和支持，離不開省內專家的同心協(xié)力，在涉及史料和體系架構的決斷上，要有膽略和史見。丁帆表示，叢書編纂秉持的基本原則就是“開放包容”：擴大文學的內涵與外延，將海外華文文學、網絡文學、戲劇影視文學乃至評彈、評話、琴書等地方藝術納入文學史視野，包容個性化的學術觀點，鼓勵新的審美發(fā)現(xiàn)；“寬進”的同時則是“嚴出”，在修史質量上精益求精，審校時發(fā)現(xiàn)不合格，不惜毀版重來。
聚焦與開放：區(qū)域文學史的地理建構問題
翻開《江蘇新文學史》，1000萬字煌煌巨著，以1892年韓邦慶創(chuàng)辦《海上奇書》雜志和連載《海上花列傳》為起點，分文學思潮與批評、小說、通俗文學、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傳記、戲劇影視、兒童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網絡文學、文學報刊等12編，共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
會上，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和常熟理工學院教授丁曉原作為各卷主編代表，分享了叢書的編纂思路。何平主持《江蘇新文學史》小說卷后三卷工作，他說，編寫之初，大家就形成共識，要尊重改革開放以來學術共同體的學術共識，尊重江蘇新文學的文學現(xiàn)實，尊重江蘇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秉承這種學術心態(tài)，再具體處理好三對關系：一是中國新文學史和江蘇新文學史的關系，一是個人的學術觀念與整個學術共識的關系，一是長時段與各個階段的關系，以保證基本貫通的歷史邏輯。
丁曉原擔任報告文學卷主編時，同樣特別關注怎么在中國新文學史的坐標系中確立《江蘇新文學史》的站位。他認為，江蘇報告文學具有鮮明的特色和獨特的價值，它既以非虛構文學的方式記錄了時代的律動和變遷，也為中國報告文學史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比如對文體的創(chuàng)新和開拓、對具有江蘇特色中國價值的重大題材的書寫。
“編寫過程中，感覺我們是在做一個如何去撰寫地方文學史的實驗和嘗試。”何平感慨。
地方文學史的編寫，首要面對的或許是空間層面的概念劃定：如何界定作家的籍貫，如何對待行政區(qū)劃的流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監(jiān)事長、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和《文藝報》副總編劉颋均提到《江蘇新文學史》里的“大江蘇”概念，既覆蓋江蘇籍作家的文學作品，也涵納“在江蘇”（包括非江蘇籍作家）的文學活動與創(chuàng)作。劉颋認為，這套書立足江蘇的地域特性、歷史文脈等對江蘇新文學的特點作了整體性呈現(xiàn)和表述，“它回答了我內心一直以來的疑問：江蘇文學何以成為江蘇文學？又是如何形成的？”
“叢書的總體思路是既把江蘇新文學史置于總體的中國新文學史的一部分來敘述，又特別呈現(xiàn)江蘇文學史作為一個區(qū)域文學史的地方特色”，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說，它不是一個機械的地方隸屬于整體的關系，而是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比如高曉聲與“探求者”就跟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發(fā)生了對話關系。
這種地方與總體的對話，在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主任何向陽的分析中可見一斑。她注意到，《江蘇新文學史》在論述江蘇校園詩歌熱潮時，不只談江蘇校園詩歌，還將其置于一個沸騰的詩歌年代背景，在大的版圖中談江蘇的詩歌版圖；小說卷則細分為歷史反思的小說創(chuàng)作、國家市場驅動的小說創(chuàng)作、先鋒寫實并行的小說創(chuàng)作，將十年來的江蘇重要作家悉數(shù)納入，回到了江蘇文學在當代的生動現(xiàn)場。
“這套書的整體性路徑首先是照應大的家國歷史，這是我們公認的、共有的背景，同時會更加注重小傳統(tǒng)，也就是江蘇自己的地方性傳統(tǒng)。”《文藝報》副總編岳雯指出，“里面可以看到像南社、探求者這些文學社團草蛇灰線般埋伏在百年文學史中；包括戲劇一卷談到的王文顯，是在大傳統(tǒng)里頭提得很少的重要戲劇家，只有在小傳統(tǒng)里頭他的重要性會被重新鑄造出來。”
正如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所說，這樣的書寫不只是對地方史的梳理，也如同一個扇形的展開。文學思潮與批評編第一卷從新文學發(fā)端到1970年代，第二卷將1980年代之后的文學運動和景觀單獨表述，不僅符合歷史的大邏輯，也有利于展開改革開放以來的江蘇文學。叢書對南社等重要文學社團早期活動的梳理，為新文化運動找到了更多歷史資源和背景；“改革開放以來的先鋒派、新寫實、新狀態(tài)等既是全國性文學潮流，又以江蘇為大本營，江蘇作家、批評家是引領這些潮流的。 ”
史實與史識：文學史書寫的審慎和創(chuàng)新
編纂文學史，不僅關乎史料的搜集和撿選，也浸透了關于何為文學、何為新文學的判斷與思考。
“這套書的學術性很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jiān)事長賀紹俊說，比如在起點問題上，以《海上花列傳》作為江蘇新文學史的起點，是一種文學史觀上很可貴的見解，這一方面意味著新的文學早在清代末年就醞釀成形了，一方面也看到了通俗文學在整個新文學史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分類上，大膽吸納了通俗文學、戲劇影視、網絡文學，重新評估了通俗文學的價值和地位；此外，將報紙期刊單獨成一卷，這就看到了新文學與現(xiàn)代期刊的密切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新文學就是在現(xiàn)代期刊上誕生的”。
江蘇新文學史——如果說，“江蘇”將地方與總體相勾連，“新文學”則致力于將文學與現(xiàn)代性相貫通，后者尤其體現(xiàn)在對起點和分期問題的判斷上。“這套叢書沒有沿襲過去的分類，而是按照現(xiàn)代思想和文化進入中國以及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影響這一基本脈絡來劃定”，《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分析指出，“為什么以《海上花列傳》為起點，我的理解是我們睜眼看世界以后，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新的人類，以此形成了新的文學表達”，這一識見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文學與世界、過去與當下的鏡像關系，包括叢書中對文學機制與文學生產關系的記錄和探討，都頗有價值。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大先進一步指出，將文學思潮和批評單列一編本身就體現(xiàn)出了新文學史的意義所在，“新文學之所以跟傳統(tǒng)古典文化不太一樣，就是由于新文學已經成為一個自主的、經過了現(xiàn)代性分化的獨立的文化、文學、文藝生產部門，有非常明確的對文學內涵和外延的界定”。
不過，作為“史”的書寫，《江蘇新文學史》的編纂既是大膽的，又是審慎的，堅持論從史出，小心翼翼、力求避免編者之“識”覆蓋文學之“事”。“叢書關于事件和本體的處理是很好的”，孟繁華指出，作家作品是文學的本體，也應當是文學史的本體。過去，中國當代文學史飽受詬病的便是文學史學化問題，對當代事情要立馬作出歷史判斷，但“當代文學史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在這種情況下把本體作為重要的書寫對象，因為作家是真的存在，這不是偽問題”。因而，身為寫作者和被研究對象，范小青深懷感激，“每一個江蘇作家拿到書后都會看看自己在哪里，對自己的鼓勵有多大，還有什么不足，這既有史料價值，又對當下創(chuàng)作有推動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郁重點分析了散文卷，認為編者別具匠心地將詩人的散文、通俗作家的隨筆等納入分類標準，體現(xiàn)了書寫者的多樣性；書中對作家作品的分析很細致，談到吳稚暉、劉半農、陳源、顧頡剛、李曉峰等人的散文時，逐一評點，用“野與邪”形容吳稚暉，用“游戲筆墨”形容劉半農的雜文……跟傳統(tǒng)文學史的鑒賞和寫法未必一樣。
《江蘇新文學史》以地方為中心，以作家作品為本體，再由主干開散出更多枝葉，經由不同時間點形成駁雜的脈絡和縫隙，生長出葳蕤繁茂的文學世界。
這套以一個以文體分類為主導線索的文學史，試圖將文學史中各種各樣的前沿探索和思考悉數(shù)繪入圖譜，內容之豐富和包容讓與會專家印象深刻。劉大先認為將出版?zhèn)鞑瘟幸痪恚@本身是新的現(xiàn)象，原先設想的那種界限明確的文類劃分可能面臨著新的融合狀態(tài)，這當中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潛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部帶有探索性的文學史”。
當代人寫當代史，本就是充滿探索性的工作：如何篩選作家作品、如何對待經典化的未完成……《江蘇新文學史》采納適度的“薄古厚今”的原則，不僅讓叢書呈現(xiàn)出空間上的聚合和開放，也體現(xiàn)了時間上的彌散與流動，本質是對文學實踐的關注與展望。
“當代文學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它仍在向前發(fā)展，當代人為當代修史，也許首要的任務不是篩選，而是為未來留下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的印跡。”賀紹俊說。（文/俞麗云；圖/于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