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寫作者們提起筆，一場與自我的較量就開始了——從沖突到和解，直至出離。當我們深入寫作的密林，或許會忘記曾經經過了多少岔口，陷入過幾次沼澤，轉身又看見過多少美景，但是一定不會忘記當初是怎樣決意要提起筆。當初的那一幕，埋伏著日后走向的隱匿地圖。只是對于一個初涉密林的青年寫作者而言，寫作與人生的關系似迷霧似堅冰，來不及透徹領悟。左右他們的，是覺得此刻必須要拿起筆，如略薩所說，當你覺得有一個主題不斷騷擾你的時候，那么是時候了。所以，寫作之路是否經得起規(guī)劃呢？
通常，我們可以料想的路徑，是從寫自己熟悉的到寫不那么熟悉的，最后所涉的是陌生的、自己內心又極度好奇的那片領地。這個過程中，自我的顯形慢慢變成了一種玄學，我們會發(fā)現，不只是對于他者，原來對于我們自己也充滿著隔閡。
于是，青年寫作者們能握有的智慧，就是讓手里的筆追隨自己的脾性，寫作最終會成為丈量自己內心世界的坐標。在江蘇青年寫作者的身上，這具體幻成為一種內斂和輻射間的撞擊——向心和離心的力量，不斷在他們的出發(fā)點和目的地之間騰挪。
《東游西蕩》，大頭馬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0月
我看到大頭馬的散文集《東游西蕩》，直覺這就是她的一幅自畫像。這本集子有個Slogan：“拒絕意義，也對抗虛無；有時逃離，卻總在出發(fā)。”這是她的寫作之路和人生之途的讖語。她原是學心理學出身，第一份工作在IT行業(yè)，之后又成為編劇。年少開始寫作的大頭馬，2015年10月在《上海文學》“新人場特輯”發(fā)表了《普通人》，這是她長期在“天涯”和“豆瓣”出沒后，在傳統文學期刊的重要亮相。從此，大頭馬開始看見越來越開闊的世界，也意識到持續(xù)寫作所要面臨的挑戰(zhàn)。2019年她選擇辭職，開始專事寫作。“很多人一開始都有寫作沖動，但寫作激情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對于大頭馬而言，不斷尋找故事和素材，是寫作賽道上持久的動能。她需要領受多樣的生活，用寫作者的濾鏡，熔鑄成不同的題材。一次次的體驗和冒險，給我們的有驚喜有驚訝——她在刑偵隊實習，于是有了《白鯨》；她在動物園工作了一年，于是有了《所羅門王的指環(huán)》。前一陣她的朋友圈又告訴我們，她去開網約車了，并且還邊開邊賣自己的書。雖然她坦言業(yè)績慘淡，但我們興致勃勃地想看看這段經歷最后會被怎樣呈現。她形容自己最擅長“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和“煞有介事地無所事事”，回答記者提問時，常常會顯示出自己創(chuàng)作時的隨心所欲——很多時候，她并不知道要怎樣去寫，而看起來離散的、先鋒的、實驗的，或者敘事性強的風格，都不是她的刻意而為，她會說，這些理論我不懂。但沒有固定的風格，成就了大頭馬特定的反諷性。我曾關注過一些大頭馬不那么受關注的習作，有小說有散文。那是她與她的作品以各自的原始性力量相對的時刻，在這樣的對視中，一種“喜感”蔓延開來——這喜感在現實與虛幻、沉重與輕逸的縫隙之間，發(fā)出了對生活并不輕佻的揶揄。這些年，大頭馬的作品越來越成熟，這成熟的標志不只是她對作品的語言或是結構拿捏上的精進，而是她愈加明確了自然、不刻意的創(chuàng)作風格。小說集《國王的游戲》是特異性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同構，她又一次在作品里泄露出自己這一路走來的心境——寫作的領地是她創(chuàng)造出來的屬于自己的游戲，在這片領地里，她是一個自由的王。
《貓選中的人》，朱婧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4月
朱婧雖然只比大頭馬大幾歲，卻仿佛歷經了一個不同的寫作時代。在2000年前后，朱婧的寫作恰逢“80后”出場的浪潮，2003年9月她第一次在《萌芽》上發(fā)表作品，2004年的1月《萌芽》為她在《新民晚報》上做宣傳，2005年1月出版第一本書。朱婧一開始就受到了傳統文學刊物的關注，但如她所言：“我不是單單的一個，我是在一群人中。”接下來，她遭遇了一段寫作上的沉默期，因為她并沒有作為個體與文學期刊建立直接聯系，也沒有真正地被批評界關注。直到2017年，她才又開始重啟寫作?，F在的朱婧是一名大學老師，她看起來柔弱而文靜，但如果一路追她的小說，會被她穩(wěn)定而強大的內心所折服。對于寫作的認識必然會隨著人生的閱歷而流轉，但自始至終，朱婧的風格和題材都有著驚人的延續(xù)性。我曾經驚訝于她居然可以如此執(zhí)著地將取景框面向女性的成長、家庭和情感——這樣的題材，寫作者眾多，并不討巧。雖說她在2017年重新出道時就自覺地與青春敘事做了交割，但是這種交割卻不是出于一種寫作上的反省或突圍，而是更深也更篤定地去深究當代女性走出校園之后的變化。能捕捉到這種變化的前提，是朱婧對于變化的前情有著更透徹的領悟。從早期的青春敘事，到2019年的《譬若檐滴》，再到最近的《貓選中的人》，一路走來，她一直在用自己的經歷或是身邊的故事叩問內心——寫作，是要面對活生生的現實在自己內心留下的那些問號和省略號，這是驅動朱婧寫作的真正的向心力。但她并不希望一定要通過寫作求得一個答案，她在意的是能呈現出人與人相處時那些深微幽細的感覺。這種呈現的前提是要有著共情力和包容心，她首先體會到的是人跟人之間的珍惜，然后才是千絲萬縷的糾葛。這種珍惜是人類原始的共鳴，有著一種無聲的力量。這力量蔓延到了朱婧小說的外圍——措辭、語言，乃至小說里充盈的情緒一直都是柔軟的，但又分明透著堅韌。這構成了她作品獨有的古典風格，從一開始就流淌在她的創(chuàng)作里，但現在這種古典的情致里已經具有了多維的蘊藉。這并沒有將朱婧的寫作之路窄化——雖然我能覺到她常常是將自己的切身體驗和經驗嵌入自己筆下的世界，但這并不限定她的立場——她目之所及的是有關整個人類的命運和問題。她一直在溫柔和堅強、理智與情感的兩端間騰挪，于無聲中擲地有聲。我們會在她的小說中隨處遭遇綿密而真實的生活細節(jié)，但又能與之保持一種距離感，這是朱婧小說特有的在敏銳和敏感的地基之上建立起來的思辨性。這些年的寫作，她延續(xù)之前的步伐，越來越自信且堅定地在同樣的取景框里沉潛、深入。她的作品既朦朧又準確，就像逆光的剪影——隱約的輪廓卻堅韌而清晰。
《夜游》，李黎著，四川文藝出版社，2023年9月
李黎顯然離文學現場更近，他是一名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我不曾問過李黎當初提筆的明確動因，但我相信，看多了一線的作品，與作者聊多了寫作，會自然而然地想提起筆。比起大頭馬和朱婧，李黎的寫作意識和資源都更為明確。1999年他就已經開始發(fā)表作品，至今出版有小說集《拆遷人》《水滸群星閃耀時》，以及最新的《夜游》，此外他還寫詩。“自覺的寫作意識”指的是李黎對于他準備將追光燈打在哪個場景和哪群人物身上明確而且堅定的。因此，他的小說多為中短篇，卻容易結集，因為主題會自動地靠攏，但不同的主題之間卻又有著間距。而細看，即使是相同的主題，個中風格卻并不板結。譬如《夜游》，以“夜晚的聚變”為場景，都市男女的生活日常細節(jié)被慢慢鋪衍開來，但其中的一些篇目不斷提醒我們，李黎看似一直立在現實的地基上，但這地基并不穩(wěn)固，他會在不經意間飛升出反諷的意味。定睛細讀，他明明那么嚴肅認真，而生活的無奈反因此顯得愈加深刻。有意的收束和肆意的流動，是李黎的寫作之路的真實圖景。他的不同主題之間因此成為了彼此的借喻，斷裂中的延續(xù)構成了他特有的“人生拼圖板”。于是，《水滸群星閃耀時》里那么明顯的虛構意味，卻扎實地砸向了現實的地面，而《拆遷人》里被稱為“二十年來每天都出現在新聞中的‘生存群落’”居然有著非現實的超逸感。李黎的小說在輕與重之間往返，在向心和離心之間謀得微妙平衡。
哈羅德·布魯姆的《文章家與先知》曾將希臘人思想上的兩種趨向概括為離心的和向心的。前者在“未受牽制的想象力不休的游戲里，向外拋去；欣喜于明亮和色彩、美麗的材質、處處是翕變的形式、詩歌、哲學”，后者則要維持粗樸、儉約的風格。大頭馬、朱婧和李黎的寫作之路，看起來各自演繹了向心和離心的力量留下的不同印痕——從題材到風格，但實則向心和離心對他們構成了一種合力，他們無法被歸入一條傾向明確的河道。這暗合了莎士比亞的詩句：“我的天性幾乎因此順從它所從事的，如同染匠的手。”這些青年江蘇作家的寫作之路所呈現出的向內收束和向外離散的地形圖，是他們各自所處的現實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顯影，但根底上是他們各自天性的投影。因此，不管他們正經歷著哪種趨向，但一定擁有著相通的屬性——自由而多維，自然又執(zhí)著。
?。ㄗ髡呦怠渡虾Ｎ膶W》雜志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