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歲月》是陶珊一部有份量的長篇小說，我曾為她這部小說寫過一篇評論，并且她還把我這篇評論收錄書中，想必大家應該看了。今天，我想著重談談她小說中有關詩歌的話題。
第一點，陶珊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中國詩歌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提出的。在《集體記憶》一書中，哈布瓦赫反對心理學研究記憶時只注重個體而忽視社會群體的做法。他認為應當把“集體記憶”視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它由不同社會群體或組織所建構，每個群體的集體記憶都各有特點。哈布瓦赫還指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期，也是一個詩歌狂歡期。那時候，中國詩人個個懷揣激情與夢想，寫詩，辦詩歌社團，創(chuàng)辦民刊，有許多詩人因一首詩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或命運。在閱讀這部小說時，我認為作者、敘述者與小說主人公是一致的。小說以蘇北三淮市為創(chuàng)作背景，講述20世紀80年代淮濱柳詩社一群詩歌愛好者，懷著對詩歌的熱愛和夢想，走在詩歌路上的故事。苑香妮是作家傾心打造的一個人物。小說從她高中畢業(yè)喜歡詩歌寫起，到她在服裝店里打工，再到她在水利工程管理處做臨時工。在這二十多年的歲月中，她始終用一顆詩心對待生活和情感。從她與莊碩禾浪漫而又夢幻般的愛情中，看出她內心的自卑和敏感，性格上的懦弱和矛盾；從她與李思哲的婚姻中，看出她人生的無奈、妥協(xié)和抗爭；致于她與林子晟的婚外情，則是一個底層詩人在詩歌日益邊緣化下的情感危機、人性低迷和對現(xiàn)實世界的迷茫、痛切。當她作為特邀嘉賓參加女兒學院的詩歌朗誦會并朗誦自己的詩歌時，那是詩歌給她人生帶來的美好饋贈。正如作家在小說內容簡介中所說：“我描寫了一個平凡、坎坷、幻美而明媚的詩歌世界呈現(xiàn)給你。以此作為對讀者的你和曾經(jīng)在寫作中隱忍、破碎、分裂的自我一點溫情的補償和撫慰。”小說也成功地刻畫了莊碩禾這個人物。莊碩禾不僅英俊瀟灑、氣宇軒昂、才華橫溢，而且他與苑香妮的愛情讀來亦令人唏噓扼腕。他們的愛情，不論是發(fā)生在古黃河畔的槐花樹林中，還是在白馬湖瀲滟的湖光上，或是月色和花香的小院，以及興文街的月湖湖畔，特別是他結婚前夕一個酒醉的晚上，那如夢如幻的情景和回憶，可以說是一曲愛的挽歌。丁末在小說中僅是一個次要人物，對他的筆墨也不多，但作家通過對他人生不幸的遭遇和命運的描述，給人留下難忘印象。作為一個詩歌愛好者，他經(jīng)歷了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換期的掙扎、拼搏、陣痛，從下崗到離婚，從打工到離去。他不論在生活平坦時，也不論在生活困難時，即便是在人生最不幸的時候，也始終對詩歌孜孜以求，無悔無怨。作家力圖通過丁末悲劇式的命運，寫出轉型期詩人命運的多舛和不幸，再現(xiàn)了詩人與社會，詩人與時代，詩人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和矛盾；寫出當下詩人對生活的不甘、自我救贖和悲壯情懷。此外，小說還較好地刻畫了叢苓、蕭亦然、李思哲、石楠、于清洲等人物形象。
陶珊作為詩人，親歷者，有幸參與其中，正是這種人生的經(jīng)歷，構建了她有關于中國詩歌的記憶。如小說中對成立詩社、舉辦詩歌沙龍、請報刊副刊編輯進行文學講座、報紙副刊集中刊發(fā)詩社成員作品、參加詩歌征文、詩歌朗誦會等具有上世紀八十年代鮮明特點的描寫，是真實、可靠的。小說在飄滿槐花一樣清香，水鄉(xiāng)湖泊一樣明亮，詩歌一樣浪漫的氣氛中，寫出詩人的生存與掙扎，不甘與拼搏，傳遞出一種感人肺腑的力量，感受到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呈現(xiàn)出被喧嘩和浮躁遮蔽中的詩歌之美，再現(xiàn)作家對現(xiàn)實、對生活、對生命的抒寫和追問，寫出中國底層詩人在時代與生活的縫隙中對詩歌的執(zhí)著與命運，較好地保留、再現(xiàn)一代人對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現(xiàn)場的想象、記憶和復原。這種有關詩歌的“集體記憶”，既還原了“文革”結束后，中國詩歌復興后的情景，又讓我們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情況下，重新思考、認識詩歌的價值和意義。
陶珊在接受我訪談時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中國詩歌寫作的高峰期，我也是詩歌愛好者和寫作者，那段時期不僅結識了一些民間詩社的詩歌愛好者，還閱讀了大量的優(yōu)秀詩歌文本。”“因而他們的故事和詩歌文本，給我?guī)順O大的沖擊和震撼，并貫穿其中影響了我，使我拿起筆創(chuàng)作了這部作品。我想給那個遠逝詩歌歲月寫一曲挽歌，為那個青春年華留下歷史記憶。”
第二點，小說大量引用或自己創(chuàng)作詩歌文本，給小說增加較強的詩性色彩。
中國是個詩歌國度，在古典小說中夾帶詩詞，那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tǒng)。五四以后的白話小說，這種傳統(tǒng)出現(xiàn)斷裂。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我認為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白話小說吸收的是外國小說的養(yǎng)料，而外國小說沒有引用詩歌文本的傳統(tǒng)，在這樣的一個大環(huán)境下，白話小說不夾帶詩歌也就順理成章。二是作家詩歌素養(yǎng)不夠。有些小說家壓根就不會創(chuàng)作新詩，甚至連新詩都讀不懂。而古代文人呢，詠詩作賦、琴棋書畫，則是一項最起碼的基本功，這是當代小說家不如古代文人的地方之一，這也是當代小說家為什么不像古代文人那樣熱衷于在小說中引用詩歌或創(chuàng)作詩歌的原因之一。陶珊這部小說，顯然是陶珊向中國傳統(tǒng)小說學習之后一次可貴的嘗試和結果。當然，小說的詩歌不是為詩歌而詩歌，是為了烘托人物、渲染環(huán)境、暗示情節(jié)的發(fā)展、反映主題、揭示中心的需要；也是增強小說語言的優(yōu)美與典雅、抒情與詩性、提高閱讀興味和感染力的需要。
第三點，小說中有關詩歌的論述具有較高的詩學價值。
就這一點，讓我想到《紅樓夢》第四十一回有關詩歌的論述。
大漠孤煙直
長河落日圓
這是王維《使至塞上》的名句。曹雪芹借香菱之口說，“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要說再找兩個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通過這段文字，我們不能認為香菱沒有審美能力，要知道這話是曹雪芹寫的。再說，曹雪芹不僅是小說大家，而且也是一位詩人，他不會不知道詩歌有情趣，有理趣，也有無理。香菱所說的正是表達的是“無理”之美學概念。關于《紅樓夢》中的詩，一直存大較大的爭議。有人說他的詩是一流的，也有人說他的詩僅是二三流。我認為木心對《紅樓夢》中的詩評價較為客觀：“《紅樓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陶珊作為作家，同時也是詩人，在小說中也有許多有關詩歌的論述。如小說中用孟編輯來信，來談論現(xiàn)代詩歌。她借孟編輯之口，論述了抒情與敘事：“放棄抒情，進入敘述，抒情首先是遮蔽，對事物本質的遮蔽，而敘述是對真相的靠近。抒情者在抒情中總是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突現(xiàn)出來，從而阻擋了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敘述雖然也流于世界的表面，但它卻起到創(chuàng)造和建構的作用。”、再如對王國維“有我之境”“無我之境”的理解，等等，具有較高的詩學價值。
最后，祝陶珊以此小說為新的起點，創(chuàng)作出更好更多的文學作品。
以上所言，不妥之處，望大家批評指點。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