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三十五期

  創(chuàng)意之源

趙翼如

 最近的巴塞羅那之行，幾乎變成了“高迪”之旅——走進(jìn)建筑大師的童話連續(xù)劇，“輕軟而放松”。

 在高迪舊居，我發(fā)現(xiàn)其重要的創(chuàng)意之源：古老橡樹。

 森林是他的靈魂屬地。樹木透露的遠(yuǎn)景，是世界文化遺產(chǎn)——圣家族教堂的視覺形象。

 百年來這教堂一直生長著“枝葉”，隨處可見植物元素：各種造型，在樹紋中浮現(xiàn)。彩窗，如樹葉間隙漏下的陽光。

 我們穿越的，不僅僅是“森林”，更是一條時間通道。

 安葬在教堂下的高迪已融入“樹根”，慢慢長成“一棵離上帝最近的樹”。

 《行者》，行走在濃陰深處。每片不一樣的葉子，呼應(yīng)著創(chuàng)意的精靈。

一部永遠(yuǎn)無法讀完的圖書

文/朱大可

 “這是一部永遠(yuǎn)無法讀完的圖書，沒有起始，也無終結(jié)，你可以從其中任何一頁打開，甚至直接用手指插入襯頁或尾部，但它仍然沒有起始和終結(jié)?！边@是博爾赫斯在其《沙之書》里所描述的“圣書”。它仿佛是對《山海經(jīng)》的一種跨時空暗喻。這部來自中國的“無限之書”，不只是關(guān)于整個世界的碎片化敘事，更展示出上古人類觀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對所有異象和奇跡深信不疑，而這正是21世紀(jì)中國人最短缺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機(jī)的醬缸里翻滾了2000多年，《山海經(jīng)》早已失去當(dāng)年的純真讀者。

 2000多年前的戰(zhàn)國晚期，它的作者——一群年邁的祭司，面對青銅燈盞，借助昏暗的光線，翻譯、抄寫和拼綴那些來自巴比倫、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書卷。面對莎草紙、羊皮卷、竹簡和絲帛，他們采集破碎的意象，按東南西北及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組，如同煉金師從燒杯中汲取金黃色的汁液，再灌入清亮的水晶小瓶。他們被文本里的各種“幻象”所包圍，臉上露出無限復(fù)雜的表情。他們看到了這部典籍的曲折命運(yùn)。

 但這只是一個被美化的想象性場景而已。經(jīng)過歷次大規(guī)模焚書，優(yōu)秀的先秦神話早已灰飛煙滅，只有這部被視為經(jīng)典的奇書，被西漢儒生“意外地”發(fā)現(xiàn)，在增刪和篡改之后，超越自身命運(yùn)而重返人間，成為唯一能跟儒家典籍并置的“異端邪說”，甚至以某種不和諧的容貌，介入各學(xué)派改造歷史真相的文化運(yùn)動。

 《山海經(jīng)》究竟向世人說出了什么？它究竟是中國巫師的杰作，還是西亞商人帶來的世界地理手冊？它何以能描述赤道太陽垂直照射的效應(yīng)，并記錄北極圈內(nèi)長晝永夜的非凡景觀？為什么它既有對印度尼西亞袋鼠“夔”和笑鳥的表述，也有對南美洲玉米的曖昧記錄？

 究竟是誰走遍整個世界，將這些廣泛的地理知識，傳播給一個正在東亞崛起的族群？時間的塵土覆蓋了人類的記憶，以致人們根本無法重返那個天真明澈的時代。

 中國上古神話有著一些截然不同的父本，據(jù)此呈現(xiàn)出駁雜、破碎、重疊、自相矛盾、風(fēng)格多樣的面貌，本土和異族的意識形態(tài)，并置于太平洋西岸的廣闊空間，卻始終未能得到有效的梳理?！渡胶＝?jīng)》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它采用中國折扇式的空間敘事，將碎片重新拼繪，然后不斷折疊與打開，形成一些奇怪的語詞褶皺——“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這些副詞“又”是褶皺的標(biāo)記，它掩藏起“西四十五里”或“西六十里”的內(nèi)部縫隙，將空間改造成一組彼此疊加的褶皺，猶如一把被仔細(xì)收起的折扇。

 然而，《山海經(jīng)》的折扇敘事，只是一種蓄意制造的錯覺而已，它制造了褶皺的假象，仿佛地理空間的跨度被壓縮了，而最終可以在填字游戲中重展恢宏的世界地圖，但實(shí)際上它卻是永久的褶皺，根本無法被展開。它不是完整的扇面，而只是一堆經(jīng)過悉心黏合的地理碎片。

 毫無疑問，《山海經(jīng)》收藏了西亞、南亞和東亞的各種神話敘事碎片。它是一個笨拙的語詞游戲或紀(jì)念體系，表達(dá)了“亞洲精神共同體”的古老信念。在漢代民族主體意識確立之前，中國始終是該共同體的一部分，并注定要以某種公共的語法，去記錄東亞精神的發(fā)育進(jìn)程。目前可以確認(rèn)的先秦典籍，都有顯著的共同體特征，而《山海經(jīng)》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它以地貌、物產(chǎn)和神話意象的混亂符碼，證明了泛亞共同體的堅(jiān)硬存在。而在此背后，似乎還有更大的全球共同體的模糊身影。

 然而，褶皺化的拼圖，同時也是東亞失去神話的痛苦征兆。碎片為后人制造了一種“謎語效應(yīng)”。在戰(zhàn)國和兩漢的原野上，到處飛揚(yáng)著從神話樹上飄落的枯葉，仿佛是一堆來歷不明的生物遺骸。

 此情形跟其他文明的神話是大相徑庭的。無論蘇美爾—阿卡德神話、埃及神話、印伊神話、希臘/羅馬神話，都有顯著的體系性，具備完善的神譜，所有神祇的神格與造型清晰可辨，事跡（故事）保持完整的戲劇性結(jié)構(gòu)，并跟歷史敘事迥然有異。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神話都有初始原典（泥板、印章和雕塑）作為實(shí)體證據(jù)，而不只是后世的文獻(xiàn)追述。它們把中國神話逐出了亞洲乃至世紀(jì)神話的頂層花園。

 但就文明發(fā)展的邏輯而言，中國本土必定有過一個相對獨(dú)立而完整的神話體系。商代以后，書寫技術(shù)發(fā)生重大突破，以漆寫簡的方式被廣泛應(yīng)用，每支簡能記錄10~20字，以繩索把諸簡串聯(lián)起來形成“冊”和“篇”之后，就能書寫長篇文字。此外，鑒于長江流域絲綢業(yè)的迅猛發(fā)展，絹帛為文字書寫提供了更優(yōu)良的介質(zhì)。正是基于新技術(shù)的發(fā)明，東亞神話已擁有超越泥版和石頭的物理載體，而能跟羊皮紙和莎草紙展開對等競爭。無論如何，它都應(yīng)當(dāng)表達(dá)“亞洲精神共同體”的普遍特征——囊括世界起源、諸神戰(zhàn)爭、諸神愛情、神圣婚姻，以及諸神之死等諸多元素，保持相對完整的敘事結(jié)構(gòu)，甚至以史詩的莊重樣式出現(xiàn)，并跟古器物紋飾發(fā)生嚴(yán)密對應(yīng)。

 令人詫異的是，就連漢民族四周的那些邊緣民族，都擁有自己的創(chuàng)世和英雄史詩，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族的《江格爾》、藏族的《格薩爾王》、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以及赫哲族的“伊瑪堪”、鄂倫春族的“摩蘇昆”、納西族的“黑白之戰(zhàn)”，由此形成堅(jiān)固的史詩地理圈，猶如一個神話敘事的巨大花環(huán)，圍繞著一個龐大而空無的中心。而就在那個中心，漢人茫然四顧。

 誰制造了這場漢神話的浩劫？這無疑是一個難以索解的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唯一事務(wù)，就是打開《山海經(jīng)》這個滿載不明事物的箱籠，越過稀疏的語義，去尋找神話與神啟的線索。

紅豆

文/熊召政

 三游海南島的天涯海角，都碰上賣紅豆的小販，紅豆裝在用過的裝彩色膠卷的小塑料筒里，兩塊錢一筒。因?yàn)閮r廉，加之紅豆的特殊意義，游客莫不爭相購買。

 我也買過好幾筒送人，留下一筒放在書房里，閑暇時常常觀賞。

 唐朝詩人王維，以紅豆為題，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小詩：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fā)幾枝。

 愿君多采擷，

 此物最相思。

 詩人把紅豆稱為相思的信物，是有其根據(jù)的。晉人干寶的《搜神記》記載：

 大夫韓馮妻美，康王奪之。馮自殺，妻投臺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于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

 這相思木，就是紅豆樹。在廣東又叫雞翅木。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記載：

 紅豆本名相思子，其葉如槐，莢如豆，子夏熱，珊瑚色，大若茨實(shí)，微扁。其可以飼鸚鵡者，乃蔬屬藤蔓子，細(xì)如綠豆，而朱裳黑啄，結(jié)實(shí)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其木本者，樹大數(shù)圍，結(jié)子肥碩可玩。

 如此說，紅豆就有了草本、木本兩種。木本的紅豆樹，即雞翅木，是海南的盛產(chǎn)。木本的紅豆大，草本的紅豆小。而天涯海角的小販所兜售的，卻是那種綠豆一般大的“朱裳黑啄”的草本紅豆。

 后來，又在《九通通志》上讀到如下的一則：

 海紅豆樹高二三丈，宋祁益部方物略云：結(jié)莢枝間，其子累累珠綴。若大紅豆而扁，皮紅肉白以得名，蜀人用為果饤。

 這種紅豆，又是可以吃的。但顯然不是海南的雞翅木了。因?yàn)槌赃@種果子的是四川人。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說：“相思子圓而紅。故老言：昔有人沒于邊，其妻思之，哭于樹下而卒，因以名之。此與韓馮冢上相思樹不同，彼乃連梓木也?；蛟萍春＜t豆之類，未審確否?！?/span>

 看來，木本的紅豆也有兩種。這兩種都有一個相思的故事。遺憾的是，我至今還沒有見過它們。放在書房里的這一筒，因是草本的，與相思的故事無緣，我也就不由得惱起那小販來，何以能利用人們圣潔的相思之心，來兜售他的“偽劣商品”呢？

 轉(zhuǎn)而一想，我這是自生閑氣。你說他的紅豆是偽劣商品，他也會反問：“你能擔(dān)保，買我紅豆的相思客中，就沒有冒牌貨？”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498.htm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499.htm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5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