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份額和民族標識

　　參加了一次“華語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討會，深受觸動，這題中之義與言外之意都令人感慨系之。這里觸及了一個很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話題，這就是關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份額的焦慮。我們到底已有多少份額？如何去擠占并擴大份額？我相信這些焦慮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有，在整個文學界也似乎普遍存在?！?/p>

　　一般來說，中國作家是以有更多作品被譯介到國外為榮的，現(xiàn)在翻開很多作家的簡歷就會看到有以這種榮耀作為表征的焦慮在。這種焦慮可以理解。其他國家的作家是否也這樣強烈我不太知道。中文被譯成外文所傳導的意蘊被大打折扣地簡化甚至被粗暴誤解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有限的翻譯家的偏好將中國文學現(xiàn)狀單一化的現(xiàn)象也是明擺著的。這表明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情并沒有獲得有效的傳播，而中國作家自己的外文水平又不具備足夠的?？迸c辨誤能力，于是連帶著尷尬的焦慮也就在所難免。 

　　被翻譯成其他語種的作品數(shù)量多一些肯定不是壞事，但是我們有幾個作家可以知道自己作品的外文版的質量呢？何況還有大量未被漢譯家發(fā)現(xiàn)的好作家和未被外譯的好作品。如果過于在乎這個問題，這種焦慮很可能會對進行著的中文寫作構成一種困擾。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就是我們看到許多作家的談話中不斷在強調“民族”標識。我們盡可以說，這可以看成在全球視野中的一個審美自覺，也可以看成西方對陌生文化“窺視”并尋求精神安慰想象的需要。就像從泰戈爾到奈保爾，和諧神秘的東方之美和受傷的印度文明又何嘗不是西方這種雙重眼光下的賞識之物。但是，相形之下，看西方國家的文學經(jīng)典的時候，我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世界文學經(jīng)典的國族標識很明顯嗎？比如我們在讀托爾斯泰作品的時候，我們會明顯地感覺和想象的他所描寫的人物是俄國人嗎？包括讀海明威的作品，我們會想到人物是美國人或是歐洲哪個地方的人嗎？至少我不會首先想到。盡管作品里有許多直譯的地名人名，但是我們沒有把這些拗口的地方和人名作為一個地域限制因素，閱讀的時候都可能排除這些東西，我們感知的是關于人關于人類精神的敘事，以及關于文學的敘述尺度的把握。 

　　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況且漢民族有那么多的方言區(qū)，這導致文學表達在普適性上很難實現(xiàn)，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要是完全靠某些民族文化的標識來取得世界文化的份額，或者說用它們取得審美認同，其可能性還是應該存點疑問的。當然了，我們可以看到以邊地邊疆生活為依托寫出來的小說，完全可以像國外那些名作一樣具備一種經(jīng)典的品質。這種經(jīng)典的品質會成為文學的一種通識。比如說，阿來的《塵埃落定》、《空山》里面就有這種通識性，沒有完全排斥掉歷史感，也沒有排斥掉民族本身的特點，但是表達的更多還是對人類的基本處境的痛挽和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肯定。世界文學是有通識性的東西存在的，無論國際國內，與其說它的通識因素是人性、存在、荒誕感等等，這些概念不如置換成一些別的詞，比如說，“魅性”。魅性的存在，讓人永遠處在一種對浩瀚世界的關切興趣當中，由此產生對于深藏的人心奧秘和自然規(guī)約進行追問探索的愿望。如果一切都可以明了確知，那么我們文學本身的價值也就不存在了。是那種科學主義技術理性無法透視的東西之下的人文魅性在吸引著我們。所以我們的詩歌、散文、小說，包括評論在內的各種文類都在表達對于魅性的追尋，無盡的魅性引誘著我們，并對這魅性后面的東西有所敬畏，人與人、人與萬物之間也好各自珍攝并共擔溫涼。 

　　我們更應該反省審視自己的作為。這些年來，我們的創(chuàng)作受到對漢譯國外文學片面閱讀的影響，往往更注重那種所謂的人性的復雜性、描寫的繁復性等等元素。似乎忘卻了文學的終極旨歸，更為熱衷于混亂、怪誕以及邪惡的呈現(xiàn)，這簡直成了一種新的“純文學惡俗”。在我們今天的文學中，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是厭惡厭倦多于親和愉悅、冒犯多于慎獨、罪與仇多于功與恕、沖撞破壞多于建設和圓融。很多被稱頌為“深刻”的作家的筆底僅止于惡、罪、沖撞破壞等心理與行為的發(fā)掘。魅性被抽空了人文的春心，包裹著魍魎的冬裝穿行，它與對人的基本精神價值的最終辨認相去甚遠。魅的表面之下必有永長的單純正常和真切美善存在。所以每當我們和不故作惡魔狀的超拔于淺層言仇泄欲的作品相遇，就都有些莫名的激動，從傳統(tǒng)而來的中國人的內心，本來就蘊藏著基本的人類精神的豐富性，我們憑什么要避而不究視而不見？好在我們還有不少的優(yōu)秀作家自然而然地淡定于文學前沿，還有長篇小說佳作不斷出來，可以讓我們對如今華語文學經(jīng)典品質的獲得，擁有認證的資質和持續(xù)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