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哥廷根隨筆三則

在哥廷根大學德語系樓前

　　 “拜訪”朗誦會

　　到哥廷根的第二個晚上，睡眠還處于混亂狀態(tài)，但已經開始“拜訪”文學了——這個活動在節(jié)目單上寫做“Hausbesuch”，哥廷根大學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學系交流項目負責人Schweiger女士今晚與我同行，她把它這個詞譯作“拜訪”，這是哥廷根文學中心所創(chuàng)意的一種文學聚會模式，已經進行到第九次了：文學活動從公眾區(qū)域轉入私人空間，在某個家庭里舉動文學朗誦會，讓文學像客人一樣敲門，進入家庭，進行一次隨意但愉悅的“拜訪”。由于空間的原因，所以一般規(guī)模不會大，大約二三十人左右，為了增加一點神秘的趣味，所有的人直到買票時才能看到接待這個活動的私宅地點與承辦“主人”是誰，也許正好是自己認識的朋友，也許是工作伙伴，或是別的，比如這次，Schweiger就意外地發(fā)現，這次接待拜訪的主人是她女兒學校的老師。

　　這次“拜訪”的主賓是德國作家Lutz Seiler，獲獎甚多，包括在德語界非常重要的Ingeborg-Bachmann-Preis文學大獎。他原先寫詩，后轉為小說，以語言精美細膩著稱，不過他的作品亦尚未譯至中國。稍后，我與Schweiger討論起這個話題：與復雜的故事型或話題性作品相比，以語言見長的作家，較難通過翻譯傳播到另一個文化中，因為其特質會變形、流失，弄不好更會意味全無……這是文學譯介中的老問題吧，但同樣作為作家，我不禁還是感到一點小小的情緒上的觸動：這正是文學的敏感、局限與驕傲之處。

　　活動八點正式開始，七點四十五進入，我們早到了幾分鐘，就一直站在樓下邊談邊等，正好有人陸陸續(xù)續(xù)地到來，大多數騎自行車，在這個偏熱的夏日黃昏，她們個個滿臉汗珠。哥廷根人很喜歡自行車，Schweiger就曾經帶著她的兩個女兒利用休假期間花上兩個星期到德國東部進行長途的騎車游玩。而在哥廷根，因為城市較小的緣故，自行車、步行確也是最合適的出行方式，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小城何以如此地安靜與芳香了——草地與樹林的氣息永遠包裹著每一個人，本地人一定不覺為異，但對比我那繁華喧囂、令人愛恨交加的南京城，還是讓我品嘗到一種夢境般的感傷。

　　時間到了，大家上樓，果然如我最初的預料，這更像一個文學同好的活動，有出版人、大學退休教授，醫(yī)生、藝術家、學生等，也有作家本人的童年伙伴，甚至有朋友從外地趕來，除了我這個初來乍到的異鄉(xiāng)客，聽眾們大多彼此熟識，尤其是Schweiger，因她所主持的課程設置之需，她與這當中的許多人都有交往。等待中，大家閑聊，在SChweiger的翻譯下，我與一位以出版文學圖書見長的出版社負責人聊了幾句，他介紹說，他們曾經引進過一位韓國詩人的作品，其過程是：先讓懂德語的韓國人譯成德語，再讓一位德國詩人對其進行詩化，兩道工序！SChweiger也順便說到，在她的課程中，她會讓學生把德文小說譯成中文，再讓中國學生將其譯成德文，然后再與原著進行對比，大家討論差異……仍是翻譯的話題！人們永遠在努力，從不同的方向，希翼可以更大程度地貼近彼此的心靈，唉，巴別塔呀！

　　朗誦終于正式開始。作家今天所讀的是一本關于童年回憶的書，由于他的東德背景，當然會有很多具有年代與地域感的細節(jié)與氣氛，對于兩德往事，三十五歲以上的人都會有他們的強烈感受……關于書名《Die Zeitwaage》，是用于鐘表的一個機械小裝置，永遠擺動不停，Schweiger跟我比劃了半天，加之我的胡亂建議，抽象與具象兩相結合，最終譯為《時間秤》——我喜歡起這個名字了，有渺茫之感。

　　朗誦持續(xù)了約四十分鐘，因為完全聽不懂，我也基本上就走神了四十分鐘——這是另一個時空的四十分鐘，伴隨著耳膜里陌生語言柔和起伏的沖擊，我注意到斜頂窗外由明亮至紅黃至灰藍的天際，視線掠過墻上的黑白肖像日歷、室內聆聽者們陌生的一動不動的背影，以及長條桌上開始軟化的各種奶酪以及新娘一般等待親吻的紅酒……語言在空中疏離而獨立地流動，但我另有感受：關于《時間秤》，如果在秤的這頭放上文學，那么另一頭，就是眼前這所有的一切，或者更多，多到整個世界；也可能什么都無法擱置，文學如此之重，同樣如此之輕，如同窗外的哥廷根小城，或是我的南京，以及地球上每一片點點星火的夜色，以及所有無法入眠的面孔。

　　在陌生中尋求

　　 出門行走，我一般較少事先做功課，一來是懶，同時也是情愿心存一個“陌生化”的期待。這次去位于柏林Revaler街的RAW-Tempel，果真便有這樣的效果。一出軌道站，看到層層疊疊遍布樹干、站牌、墻壁、欄桿的涂鴉與招貼，地面海報飄零，又有沿路散漫的玩牌者、問路人討要酒錢的醉漢，生銹了的鐵制樓梯上，兩個男人在風中彼此親吻——頓時感覺到一些異樣，似是蔑視繁華與隨波逐流的粗獷氣息。

　　轉入RAW-Tempel內，跟北京的798接近，也是以廢棄舊廠區(qū)改建的自由藝術家工坊區(qū)，但這里以表演為主——當天的這個表演團隊Chaussee der Enthusiasten就是固定在每周五晚上，由四五位作家組成，他們輪番上場，手持他們新近創(chuàng)作的短文，運用背景音樂、簡單的燈光、投影儀、說唱等形式把作品以搞笑、諷刺風格進行表演，當中也會結合到一些觀眾興趣點，如世界杯、德國總統(tǒng)、柏林某個名聲不太好的區(qū)、性笑話等，逗得臺下眾人前仰后合大樂不止（其情形與中國人聽單口相聲頗為類似）。因票價低廉（4歐），觀眾挺多，一百五十人左右的位置幾乎都滿了，男女們快活地買些喝的，仰著脖子等著開場。

　　幾位表演者很講究互動，注意到這邊一群中國學生，其中一位先過來跟我們聊了幾句，而在接下來的開場中，他就很“切題”地帶領全場大聲以中文說“你好”，并逗趣地談了談中文的學習……后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個團隊也參與過“中德同行”的活動，去過中國的上海、南京等地，還真是巧合——但這不是重點，今晚的重點，就我所體驗到的，是變形與陌生化在文學傳播中的運用，并且，這還勾起了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關于文學深入大眾的可能性與影響力。

　　因為常被人拉著談文學或者是我故意拉著別人談文學，慢慢得出一個印象，國人對文學的態(tài)度，似有兩個極端，要么較為漠然、遠遠繞開，因為這不關乎他的日常流水與功名利祿；要么又太過敬畏與隆重，敬惜字紙，高高奉上，不肯或不敢親近。而這兩種情狀所導致的結果就是，純正文學與中國大眾的生活永遠隔著令人遺憾的深長鴻溝，許多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最終只能如“深山百合”，芳香流失荒野。

　　文學究竟應當以什么樣的面目、通過什么的渠道與人們親近？是否就該當一成不變地保持端莊和羞怯？是否對文學進行“推廣營銷”、軟化的滲透就是有失斯文、或失之輕佻？也許，我們應當更多從社會綜合利用角度考量，使文學擔當起作為精神資源的角色，對其社會作用力與再生產能力加以“普世化”與“世俗化”的拓展與運用——中國現在缺的不是物質進步或購買能力，而是人們詩性思維與文化消費的培養(yǎng)。

　　而今晚RAW-Tempel的這場表演，雖然水準上談不上多么高深，但由作家本人現身、對文本進行戲謔化、喜劇化的處理，同時借鑒通俗舞臺手法，使文學以“變形化”與“世俗化”的形態(tài)出現在市民之中，倒真是恰到好處地扮演到一個小小的調節(jié)性的親和作用，使人們在這么一個平常的夜晚，穿著T恤、喝著啤酒，聚攏而來，與文學小品這么相親相愛樂上一場——

　　當然，這樣的想法同時也伴隨著另一些矛盾的心態(tài)：文學與大眾生活，文學與其它藝術表演形式，那種微妙的分寸與距離，恐怕真跟美好的戀愛一樣，也有一個程度上的節(jié)制與把握?！澳吧钡那疤岜仨毷恰拔膶W本真”的結實與豐富，是改造手段的合理與融洽，當然還有為作家本人對藝術變形的熱忱與自信……

　　這樣起伏的想法稍后在參觀布萊希特故居時似又獲得更多暗示，我記起來，這位政治家兼戲劇家有一個關于“陌生化效果”的戲劇理論，包括到間離、疏離、陌生化、異化等多重涵義，當然布萊希特先生的原意恐怕無法以這幾個詞來簡釋，但這不影響我用它來維護我對文學傳播“陌生化”的理解：文學需要在不斷地放下、融合、拋棄、重塑與再生，最終，她將獲得層次豐富、如同多層面具般的社會親和力與傳播性，可以夾在面包與黃油里，成為日常起居的一部分，成為大眾精神生活里最甜的蜜。

　　 語言的交際舞

　　哥廷根大學德語系負責人Bogner教授邀請我參加她們最近正在做的一個研究課程，細一打聽，正是Schweiger女士跟我說到的那個試驗：一篇德語短篇小說，先由拜羅伊特大學德文系的中國學生翻譯成中文，再由哥廷根大學跨文化日耳曼學專業(yè)的德國學生翻譯成德文，然后把這個經過“中文”轉譯而來的德文再與原文進行比較，研究德譯中、中譯德這兩個過程中，文本所發(fā)生的衍生、流失與變化——這個視點很有趣，有趣的一個重要原因跟這篇被拿來翻譯的德文小說《理發(fā)師的午餐》有關。

　　 《理發(fā)師的午餐》德國女作家費里希塔絲-霍佩（Felicitas Hoppe）寫于1996年的成名作，她在德國頗有影響，曾獲創(chuàng)意文學獎、格林兄弟獎、不來梅文學獎等，其小說素以哲學思辨、怪誕的意象和令人窒息的幻想著稱——字面意思好讀，真實意圖難懂。這小說不長，譯成中文僅兩千字，但乍見之下，便可以明顯感覺到其典型的超現實主義風格，某些細節(jié)與意象如同夢境中的迷霧，比如，野餐時宰殺小白兔、光頭理發(fā)師、把門窗釘死、戴假發(fā)套取暖等等。我與Bogner教授、Dengel教授事先共同探討這些疑惑之處，她們兩個也有些茫然地頻頻聳肩，并解釋說，霍佩的小說，就是這樣，不同的人會讀出不同的結果，也有很多讀者明確表示看不懂！我不禁有了“看熱鬧”的心思——可以預見，這樣所指不明、路徑交叉的文本對翻譯來說的確是個挑戰(zhàn)。

　　霍佩女士到現場參加了這個在歌德學院活動廳舉辦的譯本討論活動，主辦者很具幽默感地用上了理發(fā)師常用的工具：彩色發(fā)卷，卷起了一個包含三個文本的書面讀本，人手一份。然后，由作家本人來讀原文的德文，我來讀中文譯本，再由一個德國學生讀轉譯出來的德文譯本——第三段的朗讀中，席下不停有人發(fā)笑，聽眾主要是哥廷根大學與拜羅伊特大學的中德師生、歌德學院方面以及一些聞訊而來的文學愛好者，轉譯的德文不僅長出許多，在風格上也發(fā)生了明顯的遷移：從古典變得現代了、從含混變得確定了、從暴力變得溫和了！而由于中德語法關系的變化，以及兩重譯者個人意圖的影響，增加了原文中所沒有的很多邏輯關系，更喜劇性地飛來一些原先被隱藏的主語……

　　隨后的討論，話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作家文本中諸多隱喻的探究與印證，光頭反復出現是什么意思？對小白兔的暴力是否有暗示？理發(fā)與死亡是否有關聯(lián)？二是對轉譯出來的德文版本的分析，為何多出這個？為何變成這樣？譯者對作家意圖的理解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還是傷害？不同文化背景的語種注定會產生充滿歧義的譯本？等等，頗有些窮追不舍的學術勁兒，但大家興致頗高，一直持續(xù)了兩個小時——大概也只有德國讀者，才愿意這樣，像啃硬骨頭一樣去對付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作品，討論中，我介紹了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小說審美期待，而這種差異，顯然也會影響到中文譯者對小說的處理與闡釋。

　　 活動結束，像是吃完了《理發(fā)師的野餐》，眾人愉快散場——類似的跨文化文學活動常常讓我想到交際舞：兩種語言、兩種文化，活脫脫像是社交舞蹈中的一男一女，他們彼此充滿興趣，相互誘感，相互合作，并且你進我退相互妥協(xié)，以尋找共同的節(jié)奏，創(chuàng)造出令觀者賞心悅目的身姿，但這過程中，當然有不為外人知的別扭或差池，有小的摩擦與磕絆，甚至方向走反了狠狠踩上一腳都有可能，但交際舞的功能就是交際與舞蹈，它最終目的是為了公共的呈現、為了兩相的征服、為了合二為一、并誕生出血肉關聯(lián)的新的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跨文化的交流，其重點不在對兩種語言個體或文化淵源的獨立考察，而是相互滲透與影響之后，新事物的誕生，以及對這一新事物的建設與祝福。